《伤寒论》的条文编排问题

现在通用的《伤寒论》底本，基本上是明朝的赵开美本。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版本。这本书，仍存在“字为之正，句为之离”的问题，每一条意思都很明确，但往往读着读着就迷糊了。真个是，心中了了，终究难明。

那么，是人的理解出了问题，还是这本书存在一些问题？以至于“以其昭昭”条文，却“使人昏昏”？

让我们看看，《伤寒论》有什么问题呢？

初习《伤寒论》，觉得会有些奇怪的地方。比如，《伤寒论》全文398条。按六经脉证并治分类，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》就有178条，占了差不多45%。少阳病和厥阴病条文都比较少。

《伤寒论》作为六经分论的专业书，太阳经内容占全书大部。我想，这不是张仲景著书的初衷，不管谁写书，也不可能是这样布局文章嘛。

再个，因为《伤寒论》条文方面确实存在杂乱，所以历代注家“歧见纷出，各衷其是 ”。

从明代起，就有人责怪王叔和，甚至有人著述以讥评，认为是王叔和在重新编订《伤寒论》时，造成了条文错杂失序的情况。

除了这个原因外，《伤寒论》在世流传近二千年，好几次面临着存亡继绝的危机状态。过程当中，都有机会造成原条文的错杂甚至是遗漏。

《金匮要略序》中明确写了：这本书是“（唐朝）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，于蠢简中得仲景《金匮玉函要略方》三卷。然而或有证而无方，或有方而无证，仍以逐方次于征候之下”。意思是翰林学士无意中在图书馆中翻到一本书叫《金匮玉函要略方》，但是太子右赞善大夫高保衡、尚书都官员外郎孙奇、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林亿等人看后，发现有的有证无方，有的有方无证，于是他们补充了一些方子填在相应的证下面。这些官员不是医官，隔行如隔山，错误在所难免。

前面说了，赵开美对《伤寒论》“补其脱略，订其舛错”，进行了一些文字修订和补充。无法修订的补充的，尽量保留原貌，只对其原文字做少许改动。如《仲景全书》收录的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。

所以，条文错杂失序的原因有很多，遗失、传抄、个人对条文增减等，都有可能。原文次序究竟如何，现在也是不得而知，不得复睹了。

明朝方有执（1523～1594年）是《伤寒论》错简重订学派的代表，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他认为仲景学说“因王叔和编次而改易，之后又由于源流已远，其间时异世殊，又多虫蛀而残，后人编撰而乱”，主张必须重新考订《伤寒论》，以求不失仲景原意。

近代，主张重订《伤寒论》者也不乏其人。

韩世明教授认为“宋本《伤寒论》条文之间的联系性被割裂了，每条条文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病证、方剂。这极大地影响了大家对《伤寒论》的学习与研究”。 确如明代方有执所言“实为错简”。他以中国中医科学院馆藏的赵开关《仲景全书》为底本，并参考刘渡舟教授主编的《伤寒论校注》，前后贯穿的病机变化，将《伤寒论》条文进行了重新排序，编成《伤寒论重排本》。

师古而不泥古，创新而不弃根本，这正是历代中医学者对《伤寒论》的积极探索。

《伤寒论》成书的历史环境研究

要了解《伤寒论》成书的历史环境是什么样的，也要事先了解仲景当时生活的年代，历史环境什么样的。

从仲景生活的东汉往前推600年，取战国至东汉（公元前475年-公元220年）这一段来研究，看看当时的医学环境是什么情况，当时的医学环境如何？

这一时期，是大变革的时期。学界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，出现了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辩家、阴阳家、杂家等不同的学派别，不论是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数学、农学、医学，还是文学、史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

如我国的第一部算学著作《周髀算经》和数学名著《九章算》、《甘石星经》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《五星占》，《汜胜之农书》。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不朽的文学、史学传世名著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世本》、屈原的《楚辞》、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、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等，都是中国古代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这一时期，也是哲学思想上争鸣阶段。在自然观方面，争论的焦点是天命论和反天命论。唯心主义认为，天是有意志的神，能够降祸赐福，赏善罚恶。唯物主义则认为，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，没有什么上帝鬼神来主宰它，它没有思维和意志，更不能惩恶劝善。

1948年，杨绍伊出版《伊尹汤液经》一书，考证了张仲景整理吸收了商代时期伊尹的著作《汤液经法》，《伤寒论》使用的“经方”就是源于《汤液经法》。《伤寒论》中的桂枝汤，一向被誉为群方之祖，相传就是伊尹所创。

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伊尹有“厨圣”、“烹饪鼻祖”的尊称，传说他精通烹饪之道，对各种食材了如指掌，能发明汤药，认为“调和之事，必以甘、酸、辛、苦、咸，先后多少，其齐甚微，皆有自起”。那么，他用五味调和的办法来煎煮草药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桂枝汤用的桂枝、芍药、甘草、生姜和大枣，这些东西现在人们的厨房中也很常见。因此，桂枝汤本质上是一个食疗之方，这也再次印证了中医的药食同源之说。

这里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相传伊尹见商汤时，一边给商汤烹饪，一边通过介绍自己的厨艺，巧妙地安插了些治国大道理。因此伊尹得到重用，由厨师最后成为一代贤相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，就是对伊尹“以烹饪之道治国”说的，为此，也有人认为《汤液经法》应是出自黄老道家方面的中医著作。

1973年底，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医药帛书。据考证，这些帛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（公元前168年）下葬的，但各书的编撰时间不同，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，而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。就其内容而言，这些书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典籍更为原始和古朴。这批书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医学文献，它们的出土，不仅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某些空白，而且对研究西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具有极高的价值。

《五十二病方》，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，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，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，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“凡五十二”字样，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。

《五十二病方》全书约15000余字，涉及病名有100多个，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等各科疾病，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。所载的病名书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，已达到相当的水平。治疗方剂280余首，药物240多种，药物中有植物药，动物药，还有雄黄、水银等矿物药。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吻合。

《五十二病方》这部书已初具方剂学的基本内容，反映了有理论指导、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，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医学和药物的发展情况。

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仲景之前的西汉时期，医学已是有了很大程度发展的，医学环境氛围还是很浓厚的。

如自序中“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仲文，中世有长桑、扁鹊，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”。他的案头，想必已有《易经》、《内经》、《汤液经》、《神农本草》、《五十二病方》等东汉前的一些中医著作和扁鹊、华佗这些名医的医案。

那么，这个时期的医疗水平又怎么样呢？

三国时期的“建安三神医”，指的是华佗、董奉和张仲景。华佗的医有多高超呢？

《三国志》记载了华佗的行医以及医案。一般医生根本做不到，“若病结积在内，针药所不能及，当须刳割者，便饮其麻沸散，须臾便如醉死，无所知，因破取。病若在肠中，便断肠湔洗，缝腹膏摩，四五日差，不痛，人亦不自寤，一月之间，即平复矣”。医疗水平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啊！

这就是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当时的医学环境。